只有三种解释：它曾干过坏事，怕人提起；它正在干坏事，怕人批评；它准备干坏事，怕人揭露。总之，禁止言论自由一定与干坏事有关，绝不会是什么好事。
————华盛顿

作者｜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生理学教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国家科学院院士
经济学的核心问题之一涉及国家的富裕与贫穷。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要富裕得多。例如，意大利和美国要比埃塞俄比亚和墨西哥富裕得多。为什么会出现国家间的贫富差异？我论述了地理在国家间贫富差异方面的作用，给出了这一问题的部分答案。在此，我将讨论答案的另一部分。这一部分内容比前关于地理作用的内容更会受到经济学家的关注。
经济学家提供的常规答案涉及人类的制度。一些人类制度在激励公民参与生产，并且进而促进国家财富的增长方面的确卓有成效，这一点毋庸置疑。而另有一些制度却在打消人民的生产积极性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其结果是，很大程度上导致国家走向贫穷。
经济学家们引用了许多极具说服力的例子，来说明制度的重要性。其中之一是，拿两个可比的国家做比较。通常情况下，配对做比较的国家相互毗邻，拥有极其相似的环境，以前曾经是一个国家；但是，它们现在各自成为独立的国家，实行不同的社会制度，其结果是两个国家拥有财富的多少也大不一样。这些案例说明，制度作用对财富产生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在国家之间的地理差异很小或者几乎没有地理差异的情况下依然如此。有三组这类例子经常被引用：跃居第一世界生活水准的韩国，其财富与极端落后的朝鲜之间的差异；前西德的财富与经济水平低下的前东德之间的差异，甚至在德国柏林墙倒塌多年后的今天，前东德的经济水平相对低的状况还是没有完全消除；第三组是同样位于加勒比海伊斯帕尼奥拉岛上的海地和多米尼加共和国：西部的海地是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东部的多米尼加共和国虽然绝对不是一个富裕的国家，还只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但却比海地要富裕六倍。
毋庸置疑，对这些案例的研究给出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说明制度的不同能够导致巨大的国家财富差异，这种差异甚至在地理环境方面毫无差异的国家之间依然存在。经济学家对了这一发现进行概括总结，继而得出结论，认为制度是国家间贫富差异最为关键的因素。这一结论为我们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说明为什么有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在第一章，我给出了有理有据的诠释，说明为什么地理因素对于国家间的贫富差异也具有重要意义。经济学家们还对他们称之为“良好制度”的概念给出精确的定义和具体的论述。这一术语的意思是：经济的、社会的以及政治的制度，能够激励人民以个体身份积极从事生产，以便积累国家财富。
经济学家们对何为良好制度做了充分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遴选出至少十几种典型的良好制度。现在，我就开始谈谈这十几种良好制度。有一点我要说明，我并不打算把它们按照重要程度排列。也就是说，我首先谈到的良好制度并不比我后来谈到的更为重要。
一、良好制度的一个明显例子就是没有腐败，特别是没有政府的腐败。假如一个人清楚地确信他或她能够拥有自己努力工作的结果，那么这个人就更容易受到激励去积极努力地工作。但是，假如这些努力工作的成果极有可能因政府官员的腐败或者企业腐败而减少或者被挪用，那么情况就正好相反。
二、良好制度保护私有财产权，防止政府没收或者私人盗窃，这一点也与没有腐败有着密切的关系。再者，假如政府制定的法律允许没收你们的劳动成果，抑或，假如其他人可以窃取你们的劳动成果，你们为什么还要努力工作呢？
三、更为普遍的且与上面已经提到的两个良好制度相关的是法治。假如法律明确规定应该发生什么，并且假如这些法律条文确实能够得到执行，那么，你就会很清楚，为了积累你们的私人财富，你会去做什么，不会去做什么。
四、关于法治的最为具体的例子就是执行合同——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假如你与政府或者与另一私人或私人集团签署了一份合同，并且假如你确信，即使对方想要撕毁合同，政府的政策也会允许你去执行合同，那么你就会继续工作，因为你确信会有机会从付出中得到利益。
五、以上我们谈论了良好制度的四个方面，另有一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与以上四个方面相关，那就是激励公民进行金融资本投资并提供机遇。你们的资本不会被没收，不会被腐败所吞噬，会受到法律和合同的保护，仅仅知道这些是不够的。假如你的资本只能藏在床下，没有机会利用资本去投资，对于你来说，你的资本除了购买作用外，就没有什么其他用处了。但是，假如你们能够进行资本投资，那么资本就会增长，产生更多的资本。这样，你们就会受到鼓励，更加积极主动地去工作。因此，拥有股票市场、风险投资市场以及房地产市场的国家为资本提供了增长机会，为公民提供了工作的动力。
六、至此，我们已经举了五个关于良好制度的例子，它们之间相互关联。另一个关于良好制度的例子可以被视为法治的一部分——被杀害的概率低。在一个国家，当一个人总是感到身体处在会受到伤害并有可能被杀害的危险状态之中，这个人就不得不花费精力保证能够活命。想办法活命成了当务之急。假如一个人甚至都无法确保自己活着，努力工作和资本投资就不得不放在次要的位置。例如，在挪威，被杀害的概率低，这一原因和其他原因一道使得挪威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但是，在洪都拉斯，被杀害的风险高，这一原因与其他原因一道使得洪都拉斯成为一个贫穷的国家。
七、关于良好制度的另一个例子，用术语来表示，就是“政府效能”（effectiveness of government）。一个国家的政府拥有切实可行的、成文的法律，这还不够。政府必须有效地执行这些法律条文，来制定能够促进国家发展的政策，来培养和选拔高素质的政府官员。
八、在我随后提出的关于良好制度的四个例子中，我将转向金融制度方面。经济学家们喜欢强调控制通货膨胀的重要性。今天，假如你们国家的货币可以被预期在未来几年内具有几乎相同的价值，那样的话，你们采取一项长期理财计划还是有意义的。但是，假如你们的国家处于一种不可控制的通货膨胀状态，就如同1923年发生在德国的通货膨胀，以及近年来发生在阿根廷的通货膨胀，你们何必还要为了挣钱而辛苦工作呢？你们挣到的钱在几周之内甚至在几小时之内就会贬值。
九、经济学家们还强调国家内部以及国家之间的资本畅通。从短期来看，限制资本流通对于保护初期阶段的经济增长可能是必要的；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限制资本流通是不利的，因为它使得一个经济体无法与其他高效的经济体之间进行竞争，而这种竞争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
十、同样，经济学家们还强调打破贸易壁垒的重要性。从长远角度来看，贸易壁垒容留低效能的产业，使低效能产业不暴露在其他国家高效能产业的竞争环境之中，最终会对自己的经济造成损害。
十一、与资本流通和商品流通这两个因素相关，经济学家们强调货币交换的开放性。假如公民和产业能够将他们国家的货币转换为另一些国家的货币，因而能够购买海外的商品，而不是在转换货币时困难重重，他们会更加积极地去生产产品。比方说，其个国家的人民只能用他们的所得工资购买本国生产的种类不多的商品而不能够购买种类繁多的别国的商品，这个国家的人民为什么要自愿地去努力工作呢？
十二、最后，关于良好制度剩下的一个例子是，经济学家们强调在人力资本方面的教育投资。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一个良好的教育体制，那么，大多数公民可以接受教育，而且找到合适的工作。反过来说，政府也因此发展了所有公民的经济潜力，而不仅仅是那些能够获得教育的少数公民。
毫无疑问，经济学家们所强调的这些良好制度，是解释有些国家富裕而有些国家贫穷的重要原因。像挪威那样拥有良好制度的国家往往会变成富裕国家，像尼日利亚那样不具备良好制度的国家则往往会成为贫穷国家。
但是，针对良好制度对于国家富裕和贫穷的影响，许多经济学家得出了更大胆的结论。他们观察到，良好制度绝对能够最大限度地解释为什么有的国家富裕而有的国家贫穷。许多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将它们的政策、对外援助、贷款以及捐赠建立在这一诠释的基础上。
然而，人们日益意识到，基于良好制度的诠释并不完整。这种诠释本身并没有错：可以肯定地说，它包含了许多真理；然而，它却并不完全。
我们之所以说良好制度的视角并不完全，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这一看法并未说出良好制度是如何形成的。为什么一些国家拥有良好制度，而另一些国家则没有？例如，为什么荷兰最终形成了对促进国家发展更为有效的制度，而赞比亚却没有形成这样的制度？这难道仅仅是偶然的、不可预测的事件吗？假如良好制度真的能够在任何一处随意一跃而出，为什么将良好制度移植到那些现在尚无良好制度的国家却困难重重？
换句话说，一味强调良好制度，这种通常的看法混淆了我们可以称之为近因（proximate cause）或因变量（dependent variable）与终极原因（ultimate cause）或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的两个概念。为了把我想要表达的意思说得清楚明了——即近因和终极原因的不同，或者因变量与自变量的不同，下面，让我来给你们讲一个关于婚姻破裂的故事。
我妻子玛丽是一位临床心理学家。她偶尔会接待一起来诊所的夫妇，找她做心理治疗，因为这些夫妇认为，他们的婚姻有破裂的危险。一次，一对夫妇来到诊所，告诉玛丽，他们的婚姻出现了危机。我妻子像往常一样，先问夫妇中的一个，比如说那个丈夫，让他解释一下，为什么说他们的婚姻到了破裂的边缘。丈夫陈述了他的观点：“我妻子打了我一个耳光！那种行为对于婚姻来说太可怕了！我不想与一个打了我一个耳光的女人继续我们的婚姻关系！”
随后，我妻子玛丽转向这对夫妇中的妻子。玛丽问那位妻子：“你打了你丈夫一个耳光，这是真的吗？”那位妻子说：“是真的，的的确确，我打了他一个耳光。”接着，玛丽又问：“那么说，你们的婚姻出现危机，其中的原因是你打了你丈夫一个耳光吗？”那位妻子回答说：“不是。那不是我们婚姻破裂的真正原因。我打他一个耳光，是有充分理由的。他有外遇，跟好多女人有染。他的这些婚外恋才是我们婚姻破裂的真正原因。我不想跟一个总是不断有外遇的丈夫存续婚姻关系。我打了他一个耳光是因为他搞婚外恋，也是因为我对我们的婚姻忍无可忍了。导致我们婚姻破裂的真正原因是他在外面搞婚外恋。”假如那位妻子不那么生气，或者假如她能够理智一些，她完全可以这样来解释：“我打了我丈夫一个耳光，这只是我们婚姻破裂的一个近因；但导致我们婚姻破裂的终极原因是他在外面跟其他女人有不正当关系。”
但是，玛丽知道，并非所有的丈夫都有外遇。这位丈夫有外遇，与其他女人搞婚外恋，这其中一定还有某些特殊的原因。那么，在这对夫妇的案例中，他们婚姻出现危机的原因是什么呢？
为此，玛丽又转而问那位丈夫：“你一直与其他女人有婚外关系，这是事实吗？并且，你的妻子打了你一个耳光，是因为你有婚外关系，这也是事实吗？”那位丈夫回答说：“是的，我一直与其他女人有婚外关系，那是事实。”玛丽又问那位丈夫：“但是，你为什么要跟其他女人有婚外关系呢？”那位丈夫回答说：“我跟其他女人有婚外关系，那是因为我妻子变得越来越冷淡，我从她身上感觉不到爱，也找不到感情；并且，她从来不听我说什么。我跟其他男人一样，需要爱，需要情感，需要被关注。这就是为什么我与其他女人有婚外关系：这样我能够得到爱，得到情感，得到关注。这些是任何一个男人或女人都想要的和应该得到的。”
假如那位丈夫不那么生气，或者假如他一直比较理智，他就会这样回答：“我妻子打了我一个耳光，这只是导致我们婚姻破裂的近因。我在外面有婚外恋只是原因链中的又一个近因；但它们不是婚姻破裂的终极原因。而终极原因就是我妻子的冷淡。”
在其他治疗过程中，玛丽可能做进一步的探讨，找到那位妻子冷淡背后的终极原因，诸如她的丈夫在其他方面的行为，或者诸如她的父母在她童年时代是如何对待她的。但是，无需再对这一婚姻心理治疗案例做出任何更进一步的追踪研究，这些已经足以让我给出我的观点。我们不能只停留在对近因的确定上，我们还要询问终极原因。一位婚姻问题专家只是把打了一个耳光作为婚姻破裂原因的标签，这解决不了这对夫妇的婚姻危机。假如与他们的婚姻相关的其他事情以及丈夫和妻子都保持不变，即使那位妻子没有打她丈夫一个耳光，他们的婚姻依然存在问题。同样的道理，经济学家们不应当只满足于给出如下的定论：挪威是一个富裕的国家因为挪威鲜少谋杀事件，而尼日利亚是一个贫穷的国家因为尼日利亚谋杀事件时有发生。我们不能只是告诉尼日利亚人，让他们停止相互之间的谋杀行为，并由此希望能够成功地终止尼日利亚的谋杀活动，达到促进尼日利亚富裕的目的。为什么在尼日利亚而不是在挪威普遍存在谋杀事件、腐败行为、漠视私有财产权利、不履行合同以及其他不良现象？对此，我们必须了解其终极原因。
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弄清楚良好制度是怎样形成的。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将良好制度看作事实予以接受，认为良好制度似乎可以随意地从天而降，落到某些国家，而没有落到另外一些国家。我们必须探究人类社会所建立的复杂制度的深刻历史渊源，以便更好地理解良好制度的起源。
为了更好地理解经济学家们特别强调的复杂制度的终极起源，让我们追溯到1.3万年前最后一次冰川时期末期的人类历史。1.3万年以前，世界任何地方的所有人类都以狩猎或者采集为生，而不是依靠农耕或者放牧。与现代人口众多的国家形态的社会——诸如意大利和美国——相比较，那个时期的所有狩猎者和采集者都处在相对简单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之下。狩猎者和采集者生活在人口密度相对较低的环境：平均而言，当时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量要比现代意大利每平方公里的人口数量少得多。狩猎者和采集者获取的食物很少会有剩余，或者根本没有剩余，可以储存下来以备后来食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每天打猎或者采集到的食物，只够当天的消耗。相反，今天的意大利农民们所生产的粮食，以及从农民那里购买粮食的意大利人所储存的食物，足够他们消耗很多个星期甚至几年。大多数狩猎者和采集者都是流动的：他们并不住在永久性的房子里或者生活在镇子里，他们每天或者每隔几周就得移动他们的帐篷，跟着食物供应的季节变化迁徙。在这些狩猎者和采集者的社会中，还没有出现钱币、国王、股票市场、所得税、铜制或者钢制工具、机动车，或者原子弹。
在随后的1.3万年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所有这些复杂的制度是如何形成的？如何出现了食物储存、城镇、欧元和美元、国王和总统、股票市场以及所得税？所有这些都是复杂制度的内容。有的时候，复杂制度是优良的；有的时候，复杂制度则是不良的。但是，假如一个社会没有复杂的制度，那么，它就不可能拥有优良的复杂制度，保证这个社会发展成为富裕的社会。
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其他学科的研究表明，从根本上来说，复杂制度的形成和发展首先依赖于人口稠密且稳定的社会，其农业使得余粮储备成为可能。更确切地说，形成复杂制度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农业，而第二个根本原因是人口稠密的稳定社会，其农业生产使得余粮储备成为可能。余粮储备包括因农业和畜牧业的发展使得小麦、豆类以及奶酪的储备成为可能。这些余粮储备可用来养活从事非粮食生产的其他行业的人口，如国王、银行家、学生和教授们。因此，没有农业作为先决条件，就不会有国王、官僚、商人、发明家、中央政府、发达的部落联盟和国家、文字、金属工具、市场经济、国家忠诚（而非仅仅是家族忠诚）、受过教育的有文化修养的公民、由政府主导的法治以及大学。没有一个狩猎者或采集者的社会发展出了所有这些东西的任何一种。但是，在意大利、美国以及其他拥有国家政府的社会，公民们已经对这些习以为常。
但是，如果农业是复杂制度发展的终极原因，那么，为什么农业没有在世界各地都发展起来，以便在世界各地都促成复杂制度的形成和发展？为什么尼日利亚没有像挪威那样发展高效农业，建立良好制度？
历史学、考古学以及其他学科还向我们展示了，农业的发展在世界各地并不均衡。要知道，一个地区的农业发展需要这一地区具备可驯化、可改良的野生动植物物种。然而，野生动植物物种在世界各地的分布并不均匀。大多数野生动植物物种不可驯化或改良，比如橡树和熊就从来没有被改良和驯化过。我们可以进行改良的野生植物物种极少，包括小麦、稻米、玉米、豆类、马铃薯、苹果和其他植物。我们可以驯化的野生动物物种就更少了，包括奶牛、绵羊、山羊、马、猪、狗和其他几种动物。
那些农业发展所必需的可驯化、改良的野生动植物物种集中分布在世界上仅有的几处。有趣的是，在被称为现代粮仓的地区，诸如波河河谷、加利福尼亚、美国大平原、法国和德国种植地区以及澳大利亚小麦种植带，几乎没有可以驯化、改良的野生动植物物种。相反，在中东被称作新月沃地的地区，以及中国、墨西哥、安第斯山脉和世界上的其他几个地区，分布着可驯化、改良的野生动植物物种。人类历史的发展告诉我们，大约在这些区域中的九处，包括新月沃地在内，独立出现了农业；在当时，这些独立出现农业的区域的确拥有许多可驯化、改良的野生动植物物种。从公元前9000年的新月沃地到大约公元前2000年的美国东部地区，农业在这些区域先后独立出现。随后，农业从这些局部区域向世界其他地区分布开来。例如，在公元前5500年左右农业从新月沃地传到荷兰，约在公元前5000年农业传到意大利。直到公元后，农业才传到赞比亚。
然而，市场经济、国王、税收、文字、金属工具以及其他与文明福祉相关的发明和成就均在上述九个农业区域或者在它们附近完成。结果，包括新月沃地在内的九个农业原发地以及不久后从农业原发地迅速蔓延开来的其他地区——如意大利和荷兰，就比世界其他地区具备了向复杂制度发展的领先优势。基于此，我们不能够简单地说，古代罗马人比古代赞比亚人更聪明；而是应该说，古代罗马人的运气远比古代赞比亚人要好得多，因为种类繁多的可驯化、改良的野生动植物物种以及已驯化、改良的野生动植物物种更早地传播到了古罗马。
农业发展的这一历史结果告诉我们，在世界上的不同地区，国家这个复杂制度所经历的时间长度各不相同。在希腊和中国，国家的历史长达4000年；在意大利，国家的历史约有3000年；但是在新几内亚的某些地方，国家的历史只有30年。
很难将几千年的人类发展结果浓缩到一代之中，即使得到外国的援助也无济于事。荷兰拥有农业的历史长达7500年，而赞比亚只有2000年的农业历史。荷兰拥有文字的历史长达2000年，而赞比亚只有130年的文字历史。荷兰拥有独立政府的历史长达500年，而赞比亚拥有独立政府的历史只有40年。悠久的农业历史以及由于农业的发展而有可能产生的其他复杂制度，就是今天的荷兰远比赞比亚富裕以及今天的意大利远比埃塞俄比亚富裕的原因。
今天，即便考虑到其他变量，经济学家们得出的结论依然是，拥有悠久农业历史以及得益于农业发展而形成的悠久政府历史的国家，比那些农业历史短和政府历史短的国家享有更高的人均收入。悠久的农业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就国家之间平均收入差异而言，50%可以归因于农业历史的长短。研究结果显示，即使我们比较那些在近代收入依然低下的国家，像日本、中国和马来西亚这样政府历史悠久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还是要高于赞比亚和尼日利亚这些政府历史短的国家。一些政府历史很短的国家即使比一些政府历史悠久的国家拥有更加丰富的自然资源，依然不如后者经济增长率高。因此，我们更有理由说，经济增长速度更快的是那些拥有悠久政府历史的国家。也就是说，尽管拥有悠久政府历史的国家在进入现代世界的时候还很贫穷，但是它们比那些政府历史短的国家更容易赶上经济快速发展的步伐。
关于这一趋势，我们从50年前大多数经济学家做出的一系列错误的预测中看得非常清楚。20世纪60年代，韩国、加纳和以及菲律宾都是贫穷的国家。对于这三个国家在未来的发展情况，哪个国家会变得富有，哪个国家会依然处于贫困状态，经济学家们曾经打过赌。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加纳和菲律宾将会变成富裕的国家，而韩国则会依旧贫穷。这些经济学家对于他们做出的预测是这样解释的：加纳和菲律宾都是热带国家，那里的环境有益于粮食生长，那里的自然资源丰富；相反，韩国处于温带地区，气候相对寒冷，自然资源贫乏，似乎没有占据什么有利条件。
当然，50年后的今天，活生生的现实是，韩国一跃成为经济发达国家，而加纳和菲律宾则依旧贫穷。对这一发展结局的解释是：韩国紧邻中国，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农业、文字、金属工具和政府的人类发展中心之一。朝鲜很早就从中国接受了这些文明成就，到了公元700年，形成了统一的国家。因此，朝鲜拥有复杂制度的历史很悠久。现在，地处北部的朝鲜正浪费着历史赋予它的优越条件。地处南部的韩国独立伊始，还处于贫穷状态，但是具有创造财富所需的制度上的先决条件。它只需要独立、军事安全以及美国给予它的外国援助，原有的优势就能得到发挥。这样，韩国很快便达到了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相反，直到公元前2000年，菲律宾才从中国那里学到了农业生产；而加纳的农业直到大约公元前3000年仍处于生产率低下的状态，并且几乎没有家畜和家禽。加纳和菲律宾直到最近几个世纪被欧洲殖民之前，始终没有形成自己的文字，没有强有力的政府。正因为如此，无论菲律宾和加纳的自然优势如何，它们缺少复杂制度的历史，而复杂制度的历史恰恰是促使韩国迅速成为富裕国家的动因。
接下来，我们讨论最后一个涉及国家财富和贫穷的制度因素，并以此作为本文的结束。我们一定会好奇，在被欧洲殖民的500年之前，许多欧洲之外的国家曾经是它们所在区域最为富裕的国家。为什么这些国家在今天却变成了相对贫穷的国家？也就是说，这些国家经历了一个“命运的逆转”：500年前曾经富裕，今天却变得贫穷。是什么导致了这一命运逆转？
经济学家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门·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提供了一种解释。他们认为，这个历史性的命运逆转由欧洲殖民的不同模式所致。500年前，当欧洲人开始在全球殖民扩张的时候，他们发现，一些温带国家适宜欧洲人定居，但那里的原住民群体没有多少可供剥削的潜力——诸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欧洲殖民扩张者们还发现了一些热带国家，这些热带国家的热带疾病阻止了欧洲殖民者大规模定居下来，从事农业生产；但是，那里的确有稠密的原住民人口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有利于开发——诸如墨西哥、危地马拉、秘鲁、玻利维亚、印度和印度尼西亚。欧洲殖民扩张主义者还发现了一些热带国家，这些国家没有稠密的原住民人口作为开发的劳动力，也没有丰富的资源可供开发；并且这里的地理和气候条件对于到这里定居的欧洲人勉强还算健康——诸如哥斯达黎加。在那些拥有足够的可供欧洲殖民者剥削的原住民的热带国家里，欧洲殖民者并没有把大量欧洲人移民过来，成为独立农民；这些少量的殖民者变成了统治群体：政府官员、士兵、牧师和商人，靠榨取原住民的财富和劳动力获利。实际上，欧洲殖民者向这些国家引入了殖民政府，这些殖民政府的制度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腐败的，建立在剥削本地人民的基础之上。
殖民时代末期，这些从前富裕的殖民地实现了独立；同时，它们也从它们的欧洲殖民者那里继承了腐败的政府制度这一遗产。直到今天，这些曾经的殖民地国家依然在尽最大的努力排除政府的腐败。相反，当欧洲殖民者来到那些没有可供他们剥削的原住民的国家，这些欧洲殖民者定居下来，不得不自己从事劳动，谋得生存。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不是基于剥削，而是鼓励个体努力工作的政府。
关于命运逆转，中美洲的历史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今天的中美洲分为五个国家：危地马拉、萨尔瓦多、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哥斯达黎加。当西班牙殖民者来到中美洲的时候，当时最为富裕的、人口最为稠密的地方是现今墨西哥边境以南的危地马拉。西班牙人将整个中美洲纳入总督的统治之下，总督府设在危地马拉。这个总督府的经济基础是榨取矿产资源财富和印第安人的劳动力，而它依靠的是西班牙军队和牧师。相反，由于几乎没有可供开发的自然资源，缺少可供殖民者剥削的原住民劳动力，哥斯达黎加只吸引了那些情愿自食其力的欧洲人。这些欧洲人在哥斯达黎加定居，引入欧洲模式的政府制度来管理他们自己。
也就是说，直到近代，危地马拉一直是中美洲最为富裕的地方，而哥斯达黎加则是最为贫穷的地方。当中美洲人民挣脱了西班牙的殖民统治、赢得独立的时候，中美洲起初成为一个联邦共和国；后来，这个联邦共和国分裂为我在上文说到的五个国家。今天，哥斯达黎加已经成为中美洲最为富裕的国家。哥斯达黎加的平均收入是危地马拉和其他中美洲邻国的两倍。哥斯达黎加拥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民主政体，而其它的几个邻国却饱受独裁统治之苦。1948年，哥斯达黎加废除了军队。在哥斯达黎加，没有一个令人深感压抑的教会。在哥斯达黎加，腐败受到惩罚；而在其他几个邻国，则不是这样。哥斯达黎加有四位前总统因腐败问题而被投入监狱！有人可能会说：“四位总统因为腐败而被投入监狱，这难道不可怕吗？”是的，这的确很可怕。但是，如果这四位腐败的总统依然自由而不是被投入监狱，这难道不是更糟糕吗？哥斯达黎加人如此总结他们的历史：“哥斯达黎加因为贫穷而受到庇佑，而我们的邻国因为他们的财富而受到诅咒。”这就是一个曾经在欧洲殖民政府统治下的殖民地区命运逆转的例子。
简言之，一些国家远比另一些国家更富裕。为什么会如此，答案是多重的、复杂的。如果有人坚持希望得到一个对于这一重要问题的简单答案，那么这个人就必须在宇宙中另找一个地方住下来，而不是生活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地球上的生活的确是纷繁复杂的。
说起原因，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我们在第一章中谈论的地理原因，另一方面是我们在这一章中谈论的政府和制度的原因。但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并非完全互不相干。良好制度并非从天而降，与地理因素毫无关系，只是碰巧落到一些很幸运的国家。相反，良好制度拥有其发展历史，部分地与农业的发展历史及其发展结果有关。这些农业的发展结果包括复杂制度（比如政府和市场）的形成。当然，复杂制度可以是优良的，也可以是不良的，我们见证了今天某些国家的不良复杂制度，以及几十年前纳粹德国的不良复杂制度。但是，一个地区，直到它建立了复杂制度，才有可能使这一复杂制度发展成为受到经济学家赞誉的优良复杂制度。
以上内容还提醒我们，没有任何事情可以保证财富和优良制度一成不变，持续到永久。在过去的500年间，许多曾经富裕的国家由于采纳了不良制度而经历了命运的逆转。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它们变得贫穷。今天，这一教训值得美国人、意大利人以及其他民族牢牢记住。

L先生的知识服务
2018-09-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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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经典的真实案例——马粪争夺案，时隔100多年我们来看这个案子，实质上它揭露了现代社会运行规则的核心秘密，这说的是个什么事呢?话说在1869年4月6日，案中的原告请了两个帮工去路上捡马粪，插一句嘴，那时候的马粪对农务来说可是个好东西，是一笔财富，于是这两个人从晚上6点干到晚上8点，在马路上一共堆起了18堆马粪，但是发现马粪太多拿不动，就商量着回家拿车第二天再来取，这18堆马粪也没做标记。

到了第二天的上午，案中的被告看到了这些马粪，就问当时巡逻的人，这些马粪有没有主人，有没有让别人把这些马粪搬走，巡逻人说不知道这是谁的，也没叫人搬走，于是被告就把这些马粪运走了。到了中午，昨晚的两个帮工带着车来发现马粪没有了，一问之下，发现是被告拿的，双方发生争执，就闹到了法庭上。接下来就要问到一个问题了，如果你是法官的话，你会把马粪判给谁?

如果你非要较真的话，这马粪的主人当然是马，第二主人应该是马的主人，可他们明显已经放弃了，这是双方达成共识的一件事。接下来原告的主要观点是，这18堆马粪明显是他们通过劳动创造出来的财富，你怎么能随意拿走呢?这跟偷有啥区别，那被告就主要说，这马粪从掉在地上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属于公家的了，因为这地是公家的嘛，就算你把它堆起来，它还是在地上，那公家的东西，大家不就都可以享用吗？

从公平的观念出发，你能说谁错吗?双方似乎都有一点道理。但我们要想到，从本质上来说，这18堆马粪都是通过人类无差别劳动而创造出的财富，所以这案子实际上要裁决的是，我们到底是要鼓励人们创造财富呢?还是要鼓励人们为财富做标记?仅仅18堆马粪属于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判决对后代的影响，以及对后代人行为规范的影响。接下来我们就来解构一下两种选择背后的逻辑。

假设有两个村发生了同样的案子，一个村子得到的结果是判给那个付出劳动堆马粪的人，那往后的发展逻辑就是大家都得到一个共识，凡是聚集了人类劳动成果的财富，就要设想它是有主人的，要尊重别人的财富，不能见好就拿，人们花在保护财富上的努力就会很少，创造、积累财富的积极性就会大大增强，久而久之，这个村就会越来越富裕，活的也更好。另外一个村子得到的结果是判给那个看见马粪就拿走的人，又会变成如何呢？

造成的结果是这个村子的人会只要看见的东西没人看管，就可以随意拿走，于是人们花在保护财富上的成本就会非常高，直到抵消掉了创造出的财富价值，在之后，这个村的人就会逐渐丧失掉创造、积累财富的欲望，过了50年、100年后这个村子就会衰落甚至消亡。

你看，这个案子说的根本就不是一个公不公平的问题，而是公平背后的效率权衡问题，这其实跟我们现代社会运行的规则是息息相关的，举个例子，在把人关进监狱之前为什么要审判，很多人说这样才公平，这不仅是公平的事，更重要的是如果我们可以随意把人关进监狱，那人力资本就会受到很大的破坏，没有人会积极地积累自己的人力资本，这是低效率的。因此这个社会的公正规则到底是依据什么制定的呢?

只有那些让社会里每个人都有积极性去积累财富的规则，才是公正的规则；只有那些让社会能够存活下来的规则，才是公正的规则。学过经济学的人都会明白，其实在公平的背后是效率的考量，不是单个人效率的考量，而是整体社会长远发展的效率考量，它们两者是一体的。

别跟三观不一致的人争执， 别向不关心你的人诉苦， 别对不喜欢自己的人讨好。

德文(1976年原文版)
Als die Nazis die Kommunisten holten,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Kommunist.
Als sie die Sozialdemokraten einsperrten,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Sozialdemokrat.
Als sie die Gewerkschafter holten,
habe ich nicht protestiert;
ich war ja kein Gewerkschafter.
Als sie die Juden holten,
habe ich geschwiegen;
ich war ja kein Jude.
Als sie mich holten,
gab es keinen mehr, der protestieren konnte.
英文
They first came for the Commu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Commu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Jew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Jew.
Then they came for the trade unionist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n’t a trade unionist.
Then they came for the Catholics,
and I didn’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a Protestant.
Then they came for me,
but by that time,
there was no one left to speak up.
中文
纳粹杀共产党时，
我没有出声
–因为我不是共产党员;
接着他们迫害犹太人，
我没有出声
–因为我不是犹太人;
然后他们杀工会成员，
我没有出声
–因为我不是工会成员;
后来他们迫害天主教徒，
我没有出声
–因为我是新教徒;
最后当他们开始对付我的时候，
已经没有人能站出来为我发声了。 作者:马丁·尼莫拉。他曾经生活在一个黑暗的时代，遭受过极权统治的迫害，这一经历对他来说，有着切肤之痛。因为自己的惨痛经历，他认识到:在这个世界上，人与人的命运往往是休戚与共的。不坚持真理，不伸张正义，不维护公平，在邪恶面前只顾及自身的利益，对他人被冤屈被欺凌被迫害漠然置之，最终受到惩罚的是我们自己。
This statement, attributed to Pastor Niemoeller, has become a legendary expression of the lesson of the Holocaust.Ironically, Niemoeller had delivered anti-Semitic sermons early in the
Nazi regime. He later opposed Hitler and was sent to a concentration camp.(尼莫拉牧师的这番陈辞，已成为大屠杀教训的传奇注脚。在纳粹统治早期，尼莫拉曾作反犹太人的布道，后来他以希特勒为敌而被关进集中营)

I am happy to join with you today in what will go down in history as the greatest demonstration for freedom in the history of our nation. Five score years ago, a great American, in whose symbolic shadow we stand today, signed the Emancipation Proclamation. This momentous decree came as a great beacon light of hope to millions of Negro slaves who had been seared in the flames of withering injustice. It came as a joyous daybreak to end the long night of their captivity. But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Negro still is not free.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life of the Negro is still sadly crippled by the manacles of segregation and the chains of discrimination.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Negro lives on a lonely island of poverty in the midst of a vast ocean of material prosperity. One hundred years later, the Negro is still languished in the corners of American society and finds himself an exile in his own land. And so we’ve come here today to dramatize a shameful condition. In a sense we’ve come to our nation’s capital to cash a check. When the architects of our republic wrote the magnificent words of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ey were signing a promissory note to which every American was to fall heir. This note was a promise that all men, yes, black men as well as white men, would be guaranteed the “unalienable Rights” of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It is obvious today that America has defaulted on this promissory note, insofar as her citizens of color are concerned. Instead of honoring this sacred obligation, America has given the Negro people a bad check, a check which has come back marked “insufficient funds.” But we refuse to believe that the bank of justice is bankrupt. We refuse to believe that there are insufficient funds in the great vaults of opportunity of this nation. And so, we’ve come to cash this check, a check that will give us upon demand the riches of freedom and the security of justice. We have also come to this hallowed spot to remind America of the fierce urgency of Now. This is no time to engage in the luxury of cooling off or to take the tranquilizing drug of gradualism. Now is the time to make real the promises of democracy. Now is the time to rise from the dark and desolate valley of segregation to the sunlit path of racial justice. Now is the time to lift our nation from the quicksands of racial injustice to the solid rock of brotherhood. Now is the time to make justice a reality for all of God’s children. It would be fatal for the nation to overlook the urgency of the moment. This sweltering summer of the Negro’s legitimate discontent will not pass until there is an invigorating autumn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Nineteen sixty-three is not an end, but a beginning. And those who hope that the Negro needed to blow off steam and will now be content will have a rude awakening if the nation returns to business as usual. And there will be neither rest nor tranquility in America until the Negro is granted his citizenship rights. The whirlwinds of revolt will continue to shake the foundations of our nation until the bright day of justice emerges. But there is something that I must say to my people, who stand on the warm threshold which leads into the palace of justice: In the process of gaining our rightful place, we must not be guilty of wrongful deeds. Let us not seek to satisfy our thirst for freedom by drinking from the cup of bitterness and hatred. We must forever conduct our struggle on the high plane of dignity and discipline. We must not allow our creative protest to degenerate into physical violence. Again and again, we must rise to the majestic heights of meeting physical force with soul force. The marvelous new militancy which has engulfed the Negro community must not lead us to a distrust of all white people, for many of our white brothers, as evidenced by their presence here today,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their destiny is tied up with our destiny. And they have come to realize that their freedom is inextricably bound to our freedom. We cannot walk alone. And as we walk, we must make the pledge that we shall always march ahead. We cannot turn back. There are those who are asking the devotees of civil rights, “When will you be satisfied?” We can never be satisfied as long as the Negro is the victim of the unspeakable horrors of police brutality. We can never be satisfied as long as our bodies, heavy with the fatigue of travel, cannot gain lodging in the motels of the highways and the hotels of the cities. We cannot be satisfied as long as the Negro’s basic mobility is from a smaller ghetto to a larger one. We can never be satisfied as long as our children are stripped of their selfhood and robbed of their dignity by signs stating “for whites only.” We cannot be satisfied as long as a Negro in Mississippi cannot vote and a Negro in New York believes he has nothing for which to vote. No, no, we are not satisfied, and we will not be satisfied until “justice rolls down like waters, and righteousness like a mighty stream.” I am not unmindful that some of you have come here out of great trials and tribulations. Some of you have come fresh from narrow jail cells. And some of you have come from areas where your quest – quest for freedom left you battered by the storms of persecution and staggered by the winds of police brutality. You have been the veterans of creative suffering.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 faith that unearned suffering is redemptive. Go back to Mississippi, go back to Alabama, go back to South Carolina, go back to Georgia, go back to Louisiana, go back to the slums and ghettos of our northern cities, knowing that somehow this situation can and will be changed. Let us not wallow in the valley of despair, I say to you today, my friends. And so even though we face the difficulties of today and tomorrow, I still have a dream. It is a dream deeply rooted in the American dream.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this nation will rise up and live out the true meaning of its creed: “We hold these truths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on the red hills of Georgia, the sons of former slaves and the sons of former slave owners will be able to sit down together at the table of brotherhood.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n the state of Mississippi, a state sweltering with the heat of injustice, sweltering with the heat of oppression, will be transformed into an oasis of freedom and justice. I have a dream that my four little children will one day live in a nation where they will not be judged by the color of their skin but by the content of their character. I have a dream today!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down in Alabama, with its vicious racists, with its governor having his lips dripping with the words of “interposition” and “nullification” – one day right there in Alabama little black boys and black girls will be able to join hands with little white boys and white girls as sisters and brothers. I have a dream today! I have a dream that one day every valley shall be exalted, and every hill and mountain shall be made low, the rough places will be made plain, and the crooked places will be made straight; “and the glory of the Lord shall be revealed and all flesh shall see it together.”? This is our hope, and this is the faith that I go back to the South with. With this faith, we will be able to hew out of the mountain of despair a stone of hope. With this faith, we will be able to transform the jarring discords of our nation into a beautiful symphony of brotherhood. With this faith, we will be able to work together, to pray together, to struggle together, to go to jail together, to stand up for freedom together, knowing that we will be free one day. And this will be the day – this will be the day when all of God’s children will be able to sing with new meaning: My country ’tis of thee, sweet land of liberty, of thee I sing. Land where my fathers died, land of the Pilgrim’s pride, From every mountainside, let freedom ring! And if America is to be a great nation, this must become true. And so let freedom ring from the prodigious hilltops of New Hampshire. Let freedom ring from the mighty mountains of New York. Let freedom ring from the heightening Alleghenies of Pennsylvania. Let freedom ring from the snow-capped Rockies of Colorado. Let freedom ring from the curvaceous slopes of California. But not only that. Let freedom ring from Stone Mountain of Georgia. Let freedom ring from Lookout Mountain of Tennessee. Let freedom ring from every hill and molehill of Mississippi. From every mountainside, let freedom ring. And when this happens, when we allow freedom ring, when we let it ring from every village and every hamlet, from every state and every city, we will be able to speed up that day when all of God’s children, black men and white men, Jews and Gentiles, Protestants and Catholics, will be able to join hands and sing in the words of the old Negro spiritual: Free at last! Free at last! Thank God Almighty, we are free at last! 今天，我高兴的同大家一起参加这次将成为我国历史上为争取自由而举行的最伟大的示威集会。 100年前，一位伟大的美国人–今天我们就站在他象征性的身影下–签署了《解放黑奴宣言》。这项重要法令的颁布，对于千百万灼烤于非正义残焰中的黑奴，犹如带来希望之光的硕大灯塔，恰似结束漫漫长夜禁锢的欢畅黎明。 然而10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正视黑人还没有得到自由这一悲惨的事实。100年后的今天，在种族隔离的镣铐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下，黑人的生活备受压榨。100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生活在物质充裕的海洋中一个穷困的孤岛上。100年后的今天，黑人仍然蜷缩在美国社会的角落里，并且意识到自己是故土家园中的流亡者。今天我们在这里集会，就是要把这种骇人听闻的情况公诸于世。 就某种意义而言，今天我们是为了要求兑现诺言而汇集到我们国家的首都来的。我们共和国的缔造者草拟宪法和独立宣言的气壮山河的词句时，曾向每一个美国人许下了诺言，他们承诺所有人–不论白人还是黑人–都享有不可让渡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 就有色公民而论，美国显然没有实践她的诺言。美国没有履行这项神圣的义务，只是给黑人开了一张空头支票，支票上盖着“资金不足”的戳子后便退了回来。但是我们不相信正义的银行已经破产，我们不相信，在这个国家巨大的机会之库里已没有足够的储备。因此今天我们要求将支票兑现–这张支票将给予我们宝贵的自由和正义保障。 我们来到这个圣地也是为了提醒美国，现在是非常急迫的时刻。现在决非侈谈冷静下来或服用渐进主义的镇静剂的时候。现在是实现民主的诺言时候。现在是从种族隔离的荒凉阴暗的深谷攀登种族平等的光明大道的时候，现在是向上帝所有的儿女开放机会之门的时候，现在是把我们的国家从种族不平等的流沙中拯救出来，置于兄弟情谊的磐石上的时候。 如果美国忽视时间的迫切性和低估黑人的决心，那么，这对美国来说，将是致命伤。自由和平等的爽朗秋天如不到来，黑人义愤填膺的酷暑就不会过去。1963年并不意味着斗争的结束，而是开始。有人希望，黑人只要撒撒气就会满足;如果国家安之若素，毫无反应，这些人必会大失所望的。黑人得不到公民的基本权利，美国就不可能有安宁或平静，正义的光明的一天不到来，叛乱的旋风就将继续动摇这个国家的基础。 但是对于等候在正义之宫门口的心急如焚的人们，有些话我是必须说的。在争取合法地位的过程中，我们不要采取错误的做法。我们不要为了满足对自由的渴望而抱着敌对和仇恨之杯痛饮。我们斗争时必须永远举止得体，纪律严明。我们不能容许我们的具有崭新内容的抗议蜕变为暴力行动。我们要不断地升华到以精神力量对付物质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 现在黑人社会充满着了不起的新的战斗精神，但是不能因此而不信任所有的白人。因为我们的许多白人兄弟已经认识到，他们的命运与我们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他们今天参加游行集会就是明证。他们的自由与我们的自由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能单独行动。 当我们行动时，我们必须保证向前进。我们不能倒退。现在有人问热心民权运动的人，“你们什么时候才能满足?” 只要黑人仍然遭受警察难以形容的野蛮迫害，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只要我们在外奔波而疲乏的身躯不能在公路旁的汽车旅馆和城里的旅馆找到住宿之所，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只要黑人的基本活动范围只是从少数民族聚居的小贫民区转移到大贫民区，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只要我们的孩子被“仅限白人”的标语剥夺自我和尊严，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只要密西西比州仍然有一个黑人不能参加选举，只要纽约有一个黑人认为他投票无济于事，我们就绝不会满足。 不!我们现在并不满足，我们将来也不满足，除非正义和公正犹如江海之波涛，汹涌澎湃，滚滚而来。 我并非没有注意到，参加今天集会的人中，有些受尽苦难和折磨，有些刚刚走出窄小的牢房，有些由于寻求自由，曾在居住地惨遭疯狂迫害的打击，并在警察暴行的旋风中摇摇欲坠。你们是人为痛苦的长期受难者。坚持下去吧，要坚决相信，忍受不应得的痛苦是一种赎罪。 让我们回到密西西比去，回到亚拉巴马去，回到南卡罗来纳去，回到佐治亚去，回到路易斯安那去，回到我们北方城市中的贫民区和少数民族居住区去，要心中有数，这种状况是能够也必将改变的。我们不要陷入绝望而不可自拔。 朋友们，今天我对你们说，在此时此刻，我们虽然遭受种种困难和挫折，我仍然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深深扎根于美国的梦想之中。 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是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 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 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 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他们的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 今天，我有一个梦想。我梦想有一天，亚拉巴马州能够有所转变，尽管该州州长现在仍然满口异议，反对联邦法令，但有朝一日，那里的黑人男孩和女孩将能与白人男孩和女孩情同骨肉，携手并进。 今天，我有一个梦想。 我梦想有一天，幽谷上升，高山下降;坎坷曲折之路成坦途，圣光披露，满照人间。 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我怀着这种信念回到南方。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从绝望之岭劈出一块希望之石。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把这个国家刺耳的争吵声，改变成为一支洋溢手足之情的优美交响曲。 有了这个信念，我们将能一起工作，一起祈祷，一起斗争，一起坐牢，一起维护自由;因为我们知道，终有一天，我们是会自由的。 在自由到来的那一天，上帝的所有儿女们将以新的含义高唱这支歌:“我的祖国，美丽的自由之乡，我为您歌唱。您是父辈逝去的地方，您是最初移民的骄傲，让自由之声响彻每个山岗。” 如果美国要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这个梦想必须实现! 让自由之声从新罕布什尔州的巍峨的崇山峻岭响起来! 让自由之声从纽约州的崇山峻岭响起来! 让自由之声从宾夕法尼亚州的阿勒格尼山响起来! 让自由之声从科罗拉多州冰雪覆盖的落基山响起来! 让自由之声从加利福尼亚州蜿蜒的群峰响起来! 不仅如此，还要让自由之声从佐治亚州的石岭响起来! 让自由之声从田纳西州的了望山响起来! 让自由之声从密西西比的每一座丘陵响起来! 让自由之声从每一片山坡响起来! 当我们让自由之声响起，让自由之声从每一个大小村庄、每一个州和每一个城市响起来时，我们将能够加速这一天的到来，那时，上帝的所有儿女，黑人和白人，犹太教徒和非犹太教徒，耶稣教徒和天主教徒，都将手携手，合唱一首古老的黑人灵歌: “自由啦!自由啦!感谢全能上帝，我们终于自由啦!”

震撼世界的一段碑文 很多人后悔没有早点看到 2017年5月29日未分类张 在伦敦闻名世界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地下室的墓碑林中，有一块名扬世界的墓碑。 其实这只是一块很普通的墓碑，粗糙的花岗石质地，造型也很一般，同周围那些质地上乘、做工优良的亨利三世到乔治二世等二十多位英国前国王墓碑，以及牛顿、达尔文、狄更斯等名人的墓碑比较起来，它显得微不足道，不值一提。并且它没有姓名，没有生卒年月，甚至上面连墓主的介绍文字也没有。 但是，就是这样一块无名氏墓碑，却成为名扬全球的著名墓碑。每一个到过威斯特敏斯特大教堂的人，他们可以不去拜谒那些曾经显赫一世的英国前国王们，可以不去拜谒那诸如狄更斯、达尔文等世界名人们，但他们却没有人不来拜谒这一块普通的墓碑，他们都被这块墓碑深深地震撼着，准确地说，他们被这块墓碑上的碑文深深地震撼着。在这块墓碑上，刻着这样的一段话: When I was young and free and my imagination had no limits,I dreamed of changing theworld. mmexport1478082226663 As I grew older and wiser, I discovered the world would not change, so I shortened my sights somewhat and decided to change only my country. But it, too, seemed immovable. As I grewinto my twilight years, in one last desperate attempt, I settled for changing only my family, those closest to me, but alas, they would have none of it. And now, as Ilie on my death bed, I suddenly realize: If I had only changed myself first, then by example I would have changed my family.From their in spiration and encouragement, I would then have been able to better my country,and who knows, I may have even changed the world. 译文: 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的想象力从没有受到过限制，我梦想改变这个世界。 当我成熟以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将目光缩短了些，决定只改变我的国家。 mmexport1478082232268 当我进入暮年后，我发现我不能改变我的国家，我的最后愿望仅仅是改变一下我的家庭。但是，这也不可能。 当我躺在床上，行将就木时，我突然意识到: 如果一开始我仅仅去改变我自己，然后作为一个榜样，我可能改变我的家庭;在家人的帮助和鼓励下，我可能为国家做一些事情。然后谁知道呢?我甚至可能改变这个世界。 许多世界政要和名人看到这块碑文时都感慨不已。有人说这是一篇人生的教义，有人说这是灵魂的一种自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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